写在前面：王老师是我们的授业恩师，王老师退休后，我们几次去看望他。有时，王老师会聊到自己的上学、工作、生活经历。这些对我们来说，不只是感到他个人经历的有趣，而且从中能感受到两个海事大学的历史发展脉络，以及王老师这代人对海事教育的默默奉献。受到触动并感动的我们由此萌生了将他的讲述记录下来的想法。2012年11月26日，再次去王老师家看望他时，经过王老师的同意，我们录下了全部的交谈过程。当时师母和王老师的女儿也在场。期间，聊到开心时，王老师还将年轻时的照片拿给我们看，包括他帅帅的结婚照片和燕京大学的毕业纪念册。我们还期待着再去看望他，再与他聊天。遗憾的是，王老师2014年永远地离开了。11月21日是王义源老师三周年的忌日，谨以此表达我们对王老师的怀念。访谈记录略有删节。
问：您是什么时候参加工作？
王老师：1950年大学毕业，那时是统一分配了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年最早的统一分配。
问：您在哪儿读的大学？
王老师：我在北京，燕京大学。过去北京有几个名大学：清华、北大是国立的；私立的，就是教会的，相当于上海的圣约翰，包括燕京、辅仁大学，还有中国大学、中法大学。我是抗战胜利那年高中毕业，我考清华、考北洋大学，考电机系，没考取。正好胜利那年清华刚回来，燕京回来的晚，北大清华都先回来了。
问：为什么说先回来了？
王老师：抗战西迁，西南联合大学。我们那时先学日文，后来学英文，所以都学的半吊子的，数理化也是半吊子，再加中学时也不太用功，最初考的清华和北洋大学。我叔叔在北洋当教授（留德的），看过我的卷子（也没像现在这样密封），说你这不行呀。后来燕京8、9月从昆明搬回北京，那么这样子一下就考上了。我和孙道临、黄宗英他们算是同学，他们都是昆明的燕京大学的学生。当时我入学他们都快毕业了。当时这些人已经出名了（因为他们是搞话剧）。我在燕京大学念经济系，周汝昌（后来成了红学家）是我们一届念西语系。那时燕京大学是宽进严出。一年级5分制，一年级3.4可以升级，二年级要4.2才能升级。这两年我好好念书了，没想到三年级炮响了，北京、天津要解放了，等我到四年级刚好全国解放。毕业那年正是建国第一年，统一分配。没有自己的志愿，也不照顾，根据需要分配。当时大学毕业生有一个心愿：往南走，海阔天空；往北走，寸步难行。不愿意去东北。
问：那您去哪儿呢？
王老师：那年统一分配是周总理作报告，我在燕京大学写的毕业论文题目是——《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的分析和研究》。这篇论文上网还能找得到。最后给我分配到河北省供销合作总社，就是保定。
问：专业对口。离东北挺远，离北京挺近，那怎么会搞海运呢？
王老师：离北京有段距离了。当时还是供给制呢，所以那时去就好了，现在就叫离休了。结果我没去，当时快分配时，听说我要分到保定。我看报纸，正好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招研究生，我就去报名了，那时还要到天津报名，要12个人，我是第12名。那时发榜是按先后顺序发榜的，我正好考上了，名正言顺的不去保定了，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读书，在南开大学呆了两年。52年天津南开大学研究生毕业，正好那年取消硕士学位。而且那年所有研究生停招，已经招的就做论文、答辩、分配工作，所以我们是最后一届研究生。又统一分配，这次分配等呀等呀，迟迟不下来。一天中午突然下来了，结果一念名字，给我分配到“东北航海专科学校”（原葫芦岛），那时已经搬大连了。东北航海专科学校在哪也不知道，反正往辽宁走，东北走。
问：那时东北是大东北吗？
王老师：高岗时期，东北行政委员会。高岗、饶漱石。哪知道东北对知识分子真是照顾，当宝贝。结果一列专列，把分东北的这些北京、天津的大学生，一直送到沈阳。到东北行政委员会，东北行政委员会人事部接待了我们这批大学毕业生。一见面第一句话就问：“有钱吗？需要不需要钱？”并安排到招待所住下，住了三天。这三天好吃好喝招待。早晚三顿酒席。还到沈阳参观，参观东陵等地。又问我们有钱没有，其实临分配时都发钱了，又给的差旅费。问他东北航海专科学校在哪，他说只知道在大连，具体哪里不知道，给你联系联系看。结果坐火车到大连，到大连后，打电话联系学校，学校说会派车接你的。学校果然派车接我了。学校也很重视，那时学校受军事管制的，学校校长叫教育长，教育长亲自接见。先吃饭，又问有钱没钱，先发半个月工资。我研究生毕业，按助教最高级别，9级助教（8级就是讲师了）。那时是七十几元钱，一半是苏联币，一半是代价券。自己用现金都用不了，代价券根本用不到。到了学校以后就不对了，搞运动，三反五反，那就不得了了。我是燕京大学毕业的啦，崇美、恐美、媚美等，最后思想改造过关了，我是三次才过关的，因为和美国有瓜葛嘛。本来第一个学期寒假不放，要思想改造，结果三次过关了，也放假了。放假就走了，回来以后呢，说你是经济系毕业的研究生，水管系刚成立，所以有关经济管理的课程，凡是叫经济的课程都由你来上。所以，一开始上经济地理、水运统计、水运会计、经济活动分析等反正这些带经济的都我上，不管哪个系的。这样助教干了5年，升讲师了。出去半年回来上半年课。课程是从实践中来的。上海呢就上海船厂、上海港务局，北京就是水运局，那时远洋公司还没成立呢，只要开一门新课就要出去半年。我开的都是新课，前无古人的。学校开介绍信，各单位也都重视。教育长直接写信，单位都接待，没有不接待的。
问：那时财会、统计、经济活动分析等课程要到不同的部门去吗？
王老师：是的，半年时间，一边写一边备课。暑假回来就把讲义交到教材科打印，那时都是油印的。打印完就上课。最后上了什么课自己都忘了，上的课太多了。我最多的一门课的名称26个字，什么造船经济什么及经济活动分析及什么26个字。在船厂半年嘛，另外还不止是管理系呢，还有造船系、轮机系、航海系都要上的。就是造船经济、轮机经济等带经济俩字的，苏联的教材。所谓教材有俄文的，所以那时要突击学俄文，我三个月学俄文，就基本可以看懂了，那时的速成俄语，翻字典就能看懂。当时的参考书就是俄文的，后来也全忘了。我是中学学日文、大学学英文、工作以后学俄文，最后还是中文。
问：57年当了讲师工资提高了？
王老师：那时是137元，我57年拿137元。我爱人在医院里拿80元，都是高工资，57年两地分居。54年结婚的，她在上海，我在大连。所以我每半年在上海，半年在大连，那时还没有小孩儿呢，也有条件。
问：上海海运学院怎么来的呢？
王老师：我52年到大连。53年上海的吴淞商船学校搬到大连，合并到大连。那时抗美援朝紧张嘛。62年形势好转了，才又分的。上海海运学院是58年成立的，一开始上海海运局管，地点就在上海外滩中国银行楼上。59年民生路的这个大楼建成了，有了后来的校园。58年从大连调一批人到上海办了航海系、轮机系、管理系，尹东年就是那批来上海的，刚毕业。他们比我早到，是58年建校来的，陈嘉震带队一起来的。
问：58年最早的是什么专业呢？
王老师：航海轮机、管理专业。
问：那时没有远洋运输专业？
王老师：没有没有。那时大连办个远洋班，从这开始有远洋了，在反右前后。是管理系下的一个远洋班。属于委托代培，专门为未来的远洋公司培养人才的，实际这时根本没有专业课。都是念英文。一直到62年重新调整专业，所有水上专业全搬大连，所有机械专业全搬武汉，所有管理专业都搬上海。
问：您怎么来的上海？
王老师：62年专业调整时，整个管理系全过来。派我到上海海运学院編教学计划，准备搬家。因为上海我熟，来过多少次了，所以派我来了，我比管理系其他人都早来。62年2月就来了。他们是62年9月来的。当时就有管理系，我来以后办了个水经系，还办了个财会专业，教学计划全是我搞的。63年邓志铮来了，财会专业。武汉的水经班过来了，郑拱深、邓奇予（财会）都来了。63年上海加工资，就一个名额，两个人符合条件，一个是我，还一个是陈希群院长，当时是航海系的总支书记。陈希群不好意思和我争，这一个名额落到我名下了。那时提这一级不得了，63年还算困难时期，原来我们是糖豆干部，就是讲师这级，发个本子，一斤糖、一斤豆、一斤肉等。但是一到7级就有烟了，有酒了，这级待遇不同了，等于校级升将军了。7级是讲师最高级，6级到1级就是教授了，所以我这讲师一干20年，从57年到77年，到78、79年才提副教授，77年恢复高考。
问：远洋系什么时候创立的？
远洋是62年开始有的，但没有招生，还是干部班，实际还是学英文。那时俞颖生当系主任，找了一批教外语的，像温致义、陈传芳等一批教英文的。魏文达、魏文翰是上海的，开中兴公司。魏文达给人家辩护，辨赢了，人家送他一条船，而且船还带货。后来就开了中兴公司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中兴公司就公私合营了，变成倒挂户，没有钱反而欠国家钱，人员还在。公私合营以后中兴公司归海运局了，所以魏文达、魏文翰就到海运局做顾问。魏文翰是有名人物，南北通航就是魏文翰带队到北京和周总理谈的。后来魏文翰出国也是总理批的。魏文达就没走，海运局也没什么事情，海商法也不讲什么法。干过几件有名的事，包括冻鸡案、涉外的货损按英国的法律给追回来了。后来就冲“冻鸡案”给他一个上海市劳动模范，文化大革命以后第一批教授就有魏文达、温致义等。“文革”后他出了两本书，他出的书不准别人改，哪怕编辑也不可以。《海商法》他是第一本。后来上海市委的领导有一次在市里大会上讲：海运学院有个魏文达有个案子为国家追回多少外汇。他这一讲上海市里都知道了，记者马上来了。那时正好我当主任，已经下班了，忽然一个电话（后来采访他）。
那时远洋系和外语系已经分开了，我当主任之前是陈克武。陈克武是副主任，俞颖生是主任（以前是船长），温致义是副主任。我是82年当主任的，这时远洋系已经独立。远洋专业招生（属于外语系）最早是六几年，“文革”前。当时没有远洋系，只有远洋专业，实际教外语。海商法是“文革”以后有的，77年左右。杨昭南、侯军他们本科是师资班的学生，当时还没有海商法。66年开始“文革”，十年几乎就是没事做，光搞运动。尹东年当时差点调走，调到海运局。因为他当时调来是航海系的，航海系调到大连了，他们不去了，就没事做了，上海的航海系在“文革”前就没有了。正好63年邓志铮从武汉长江航务局调来，办了一个会计班，就是黄镇东他们这班。他们这个班原来是数学师资班，当念到二年级时，说数学专业咋这么多人呢，就把部分转为财会班。这个班正好有一门课程叫“水运管理”没人上，就把尹东年留下来了。所以要晚点办班他就去海运局了。实际上尹东年还没有在远洋系。黄镇东后来是部长，他们是上海入学，当时成立个师资班，培养老师。要不了这么多老师呀，所以两年学了数学、两年学了会计。
问：我是82年入校的，当时还请魏文达来讲课了，他年岁很大了？
王老师：当时80多岁，比我们大多了。他是解放前留英的，留英学的法律（海商法），对英美海商法很熟悉，但是中文不通，英文比中文好。就怕改他的文章。
问：您给我们上远洋运输都是已经成熟的那套教材。“文革”后专业的发展是怎样的？
王老师：张既义是日文，我是日文、英文都行。77、78级人比较少，我记得，许遵武就是那时的。学生中77、78级学风最好了。
77级以后都是正式的远洋专业的本科。工农兵是远洋专业，但是外语系的，没有学专业知识的。教77级的有张既义、尹东年、常克信、宋东山、魏文达。高文斌、唐祖谦、林我朋是教法律的。林我朋原来是个大法官，不是正式的员工，是特聘的，是社会上头的，解放前是做法官的，是魏文达提出来我去请的。东京审判时的书记员是高文斌，高文斌也是后来来的，常克信是大连来的。浦志浩是“文革”以后来的。
问：最早的研究生是怎么招的？
王老师：第一批研究生是我招的，每招一批都出国了。当时我们学校没有经济专业研究生（学位）授予权，所以杭晓玮本来联系好的到外贸学院答辩，正好那年我们授予权下来了，所以杭晓玮是第一期的。在杭晓玮之前还有一期，就是马硕和董学代那一期留法的。当时不是我招的，是李首春招的，那时的研究生谁也没招过，不知道怎么干，没办法我顶了。那期就招留法的、出国的。实际我是挂名的，他们当时学法语半年就外派了。当时法国要求国内给评语，所以和我没断联系。
口述人：王义源教授
记录人：闫萍 胡美芬
转载自：微信公众号“口述海商法史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