燕京大学走出来的远洋系教授——王义源老师访谈录

作者: 
闫萍、胡美芬

写在前面:王老师是我们的授业恩师,王老师退休后,我们几次去看望他。有时,王老师会聊到自己的上学、工作、生活经历。这些对我们来说,不只是感到他个人经历的有趣,而且从中能感受到两个海事大学的历史发展脉络,以及王老师这代人对海事教育的默默奉献。受到触动并感动的我们由此萌生了将他的讲述记录下来的想法。2012年11月26日,再次去王老师家看望他时,经过王老师的同意,我们录下了全部的交谈过程。当时师母和王老师的女儿也在场。期间,聊到开心时,王老师还将年轻时的照片拿给我们看,包括他帅帅的结婚照片和燕京大学的毕业纪念册。我们还期待着再去看望他,再与他聊天。遗憾的是,王老师2014年永远地离开了。11月21日是王义源老师三周年的忌日,谨以此表达我们对王老师的怀念。访谈记录略有删节。

 

问:您是什么时候参加工作?

王老师:1950年大学毕业,那时是统一分配了。刚解放建国后第一年最早的统一分配。

问:您在哪儿读的大学?

王老师:我在北京,燕京大学。过去北京有几个名大学:清华、北大是国立的;私立的,就是教会的,相当于上海的圣约翰,包括燕京、辅仁大学,还有中国大学、中法大学。我是抗战胜利那年高中毕业,我考清华、考北洋大学,考电机系,没考取。正好胜利那年清华刚回来,燕京回来的晚,北大清华都先回来了。

问:为什么说先回来了?

王老师:抗战西迁,西南联合大学。我们那时先学日文,后来学英文,所以都学的半吊子的,数理化也是半吊子,再加中学时也不太用功,最初考的清华和北洋大学。我叔叔在北洋当教授(留德的),看过我的卷子(也没像现在这样密封),说你这不行呀。后来燕京8、9月从昆明搬回北京,那么这样子一下就考上了。我和孙道临、黄宗英他们算是同学,他们都是昆明的燕京大学的学生。当时我入学他们都快毕业了。当时这些人已经出名了(因为他们是搞话剧)。我在燕京大学念经济系,周汝昌(后来成了红学家)是我们一届念西语系。那时燕京大学是宽进严出。一年级5分制,一年级3.4可以升级,二年级要4.2才能升级。这两年我好好念书了,没想到三年级炮响了,北京、天津要解放了,等我到四年级刚好全国解放。毕业那年正是建国第一年,统一分配。没有自己的志愿,也不照顾,根据需要分配。当时大学毕业生有一个心愿:往南走,海阔天空;往北走,寸步难行。不愿意去东北。

问:那您去哪儿呢?

王老师:那年统一分配是周总理作报告,我在燕京大学写的毕业论文题目是——《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的分析和研究》。这篇论文上网还能找得到。最后给我分配到河北省供销合作总社,就是保定。

问:专业对口。离东北挺远,离北京挺近,那怎么会搞海运呢?

王老师:离北京有段距离了。当时还是供给制呢,所以那时去就好了,现在就叫离休了。结果我没去,当时快分配时,听说我要分到保定。我看报纸,正好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招研究生,我就去报名了,那时还要到天津报名,要12个人,我是第12名。那时发榜是按先后顺序发榜的,我正好考上了,名正言顺的不去保定了,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读书,在南开大学呆了两年。52年天津南开大学研究生毕业,正好那年取消硕士学位。而且那年所有研究生停招,已经招的就做论文、答辩、分配工作,所以我们是最后一届研究生。又统一分配,这次分配等呀等呀,迟迟不下来。一天中午突然下来了,结果一念名字,给我分配到“东北航海专科学校”(原葫芦岛),那时已经搬大连了。东北航海专科学校在哪也不知道,反正往辽宁走,东北走。

问:那时东北是大东北吗?

王老师:高岗时期,东北行政委员会。高岗、饶漱石。哪知道东北对知识分子真是照顾,当宝贝。结果一列专列,把分东北的这些北京、天津的大学生,一直送到沈阳。到东北行政委员会,东北行政委员会人事部接待了我们这批大学毕业生。一见面第一句话就问:“有钱吗?需要不需要钱?”并安排到招待所住下,住了三天。这三天好吃好喝招待。早晚三顿酒席。还到沈阳参观,参观东陵等地。又问我们有钱没有,其实临分配时都发钱了,又给的差旅费。问他东北航海专科学校在哪,他说只知道在大连,具体哪里不知道,给你联系联系看。结果坐火车到大连,到大连后,打电话联系学校,学校说会派车接你的。学校果然派车接我了。学校也很重视,那时学校受军事管制的,学校校长叫教育长,教育长亲自接见。先吃饭,又问有钱没钱,先发半个月工资。我研究生毕业,按助教最高级别,9级助教(8级就是讲师了)。那时是七十几元钱,一半是苏联币,一半是代价券。自己用现金都用不了,代价券根本用不到。到了学校以后就不对了,搞运动,三反五反,那就不得了了。我是燕京大学毕业的啦,崇美、恐美、媚美等,最后思想改造过关了,我是三次才过关的,因为和美国有瓜葛嘛。本来第一个学期寒假不放,要思想改造,结果三次过关了,也放假了。放假就走了,回来以后呢,说你是经济系毕业的研究生,水管系刚成立,所以有关经济管理的课程,凡是叫经济的课程都由你来上。所以,一开始上经济地理、水运统计、水运会计、经济活动分析等反正这些带经济的都我上,不管哪个系的。这样助教干了5年,升讲师了。出去半年回来上半年课。课程是从实践中来的。上海呢就上海船厂、上海港务局,北京就是水运局,那时远洋公司还没成立呢,只要开一门新课就要出去半年。我开的都是新课,前无古人的。学校开介绍信,各单位也都重视。教育长直接写信,单位都接待,没有不接待的。

问:那时财会、统计、经济活动分析等课程要到不同的部门去吗?

王老师:是的,半年时间,一边写一边备课。暑假回来就把讲义交到教材科打印,那时都是油印的。打印完就上课。最后上了什么课自己都忘了,上的课太多了。我最多的一门课的名称26个字,什么造船经济什么及经济活动分析及什么26个字。在船厂半年嘛,另外还不止是管理系呢,还有造船系、轮机系、航海系都要上的。就是造船经济、轮机经济等带经济俩字的,苏联的教材。所谓教材有俄文的,所以那时要突击学俄文,我三个月学俄文,就基本可以看懂了,那时的速成俄语,翻字典就能看懂。当时的参考书就是俄文的,后来也全忘了。我是中学学日文、大学学英文、工作以后学俄文,最后还是中文。

问:57年当了讲师工资提高了?

王老师:那时是137元,我57年拿137元。我爱人在医院里拿80元,都是高工资,57年两地分居。54年结婚的,她在上海,我在大连。所以我每半年在上海,半年在大连,那时还没有小孩儿呢,也有条件。

问:上海海运学院怎么来的呢?

王老师:我52年到大连。53年上海的吴淞商船学校搬到大连,合并到大连。那时抗美援朝紧张嘛。62年形势好转了,才又分的。上海海运学院是58年成立的,一开始上海海运局管,地点就在上海外滩中国银行楼上。59年民生路的这个大楼建成了,有了后来的校园。58年从大连调一批人到上海办了航海系、轮机系、管理系,尹东年就是那批来上海的,刚毕业。他们比我早到,是58年建校来的,陈嘉震带队一起来的。

问:58年最早的是什么专业呢?

王老师:航海轮机、管理专业。

问:那时没有远洋运输专业?

王老师:没有没有。那时大连办个远洋班,从这开始有远洋了,在反右前后。是管理系下的一个远洋班。属于委托代培,专门为未来的远洋公司培养人才的,实际这时根本没有专业课。都是念英文。一直到62年重新调整专业,所有水上专业全搬大连,所有机械专业全搬武汉,所有管理专业都搬上海。

问:您怎么来的上海?

王老师:62年专业调整时,整个管理系全过来。派我到上海海运学院編教学计划,准备搬家。因为上海我熟,来过多少次了,所以派我来了,我比管理系其他人都早来。62年2月就来了。他们是62年9月来的。当时就有管理系,我来以后办了个水经系,还办了个财会专业,教学计划全是我搞的。63年邓志铮来了,财会专业。武汉的水经班过来了,郑拱深、邓奇予(财会)都来了。63年上海加工资,就一个名额,两个人符合条件,一个是我,还一个是陈希群院长,当时是航海系的总支书记。陈希群不好意思和我争,这一个名额落到我名下了。那时提这一级不得了,63年还算困难时期,原来我们是糖豆干部,就是讲师这级,发个本子,一斤糖、一斤豆、一斤肉等。但是一到7级就有烟了,有酒了,这级待遇不同了,等于校级升将军了。7级是讲师最高级,6级到1级就是教授了,所以我这讲师一干20年,从57年到77年,到78、79年才提副教授,77年恢复高考。

问:远洋系什么时候创立的?

远洋是62年开始有的,但没有招生,还是干部班,实际还是学英文。那时俞颖生当系主任,找了一批教外语的,像温致义、陈传芳等一批教英文的。魏文达、魏文翰是上海的,开中兴公司。魏文达给人家辩护,辨赢了,人家送他一条船,而且船还带货。后来就开了中兴公司。解放后,中兴公司就公私合营了,变成倒挂户,没有钱反而欠国家钱,人员还在。公私合营以后中兴公司归海运局了,所以魏文达、魏文翰就到海运局做顾问。魏文翰是有名人物,南北通航就是魏文翰带队到北京和周总理谈的。后来魏文翰出国也是总理批的。魏文达就没走,海运局也没什么事情,海商法也不讲什么法。干过几件有名的事,包括冻鸡案、涉外的货损按英国的法律给追回来了。后来就冲“冻鸡案”给他一个上海市劳动模范,文化大革命以后第一批教授就有魏文达、温致义等。文革后他出了两本书,他出的书不准别人改,哪怕编辑也不可以。《海商法》他是第一本。后来上海市委的领导有一次在市里大会上讲:海运学院有个魏文达有个案子为国家追回多少外汇。他这一讲上海市里都知道了,记者马上来了。那时正好我当主任,已经下班了,忽然一个电话(后来采访他)。

那时远洋系和外语系已经分开了,我当主任之前是陈克武。陈克武是副主任,俞颖生是主任(以前是船长),温致义是副主任。我是82年当主任的,这时远洋系已经独立。远洋专业招生(属于外语系)最早是六几年,文革前。当时没有远洋系,只有远洋专业,实际教外语。海商法是文革以后有的,77年左右。杨昭南、侯军他们本科是师资班的学生,当时还没有海商法。66年开始文革,十年几乎就是没事做,光搞运动。尹东年当时差点调走,调到海运局。因为他当时调来是航海系的,航海系调到大连了,他们不去了,就没事做了,上海的航海系在文革前就没有了。正好63年邓志铮从武汉长江航务局调来,办了一个会计班,就是黄镇东他们这班。他们这个班原来是数学师资班,当念到二年级时,说数学专业咋这么多人呢,就把部分转为财会班。这个班正好有一门课程叫“水运管理”没人上,就把尹东年留下来了。所以要晚点办班他就去海运局了。实际上尹东年还没有在远洋系。黄镇东后来是部长,他们是上海入学,当时成立个师资班,培养老师。要不了这么多老师呀,所以两年学了数学、两年学了会计。

问:我是82年入校的,当时还请魏文达来讲课了,他年岁很大了?

王老师:当时80多岁,比我们大多了。他是解放前留英的,留英学的法律(海商法),对英美海商法很熟悉,但是中文不通,英文比中文好。就怕改他的文章。

问:您给我们上远洋运输都是已经成熟的那套教材。文革后专业的发展是怎样的?

王老师:张既义是日文,我是日文、英文都行。77、78级人比较少,我记得,许遵武就是那时的。学生中77、78级学风最好了。

77级以后都是正式的远洋专业的本科。工农兵是远洋专业,但是外语系的,没有学专业知识的。教77级的有张既义、尹东年、常克信、宋东山、魏文达。高文斌、唐祖谦、林我朋是教法律的。林我朋原来是个大法官,不是正式的员工,是特聘的,是社会上头的,解放前是做法官的,是魏文达提出来我去请的。东京审判时的书记员是高文斌,高文斌也是后来来的,常克信是大连来的。浦志浩是文革以后来的。

问:最早的研究生是怎么招的?

王老师:第一批研究生是我招的,每招一批都出国了。当时我们学校没有经济专业研究生(学位)授予权,所以杭晓玮本来联系好的到外贸学院答辩,正好那年我们授予权下来了,所以杭晓玮是第一期的。在杭晓玮之前还有一期,就是马硕和董学代那一期留法的。当时不是我招的,是李首春招的,那时的研究生谁也没招过,不知道怎么干,没办法我顶了。那期就招留法的、出国的。实际我是挂名的,他们当时学法语半年就外派了。当时法国要求国内给评语,所以和我没断联系。

 

口述人:王义源教授

记录人:闫萍 胡美芬

转载自:微信公众号“口述海商法史”